原标题：【英国脱欧】毛维准：英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选择-三角构建、 规则追踪与秩序助推

  欧洲正面临一场巨大变局。英国脱欧与欧盟内部政治右转等因素非常有可能改变国际规则,并影响地区与国际层面的秩序建构。在英欧变局中,中国不应旁观或被动接受其影响,而是需要主动把握机会应对变局中的大国关系重构、制度规则变更与国际秩序塑造等问题,并采取对应措施介入其中,以第三方相关利益者身份推动大国关系与规则秩序朝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立足于国际体系结构、欧洲地区秩序及中国自身情况等因素,文章分析了英欧变局背景下中国构建多元的大国三角关系、追踪英欧规则谈判进程与助推多层次秩序重构的必要性与相关因素,并讨论了中国的可能选项与介入思路。

  欧盟正经历着巨大变局，恰如马西济斯（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Ｍａｔｔｈｉｊｓ）所言：“对于欧盟，当今时代已经不能再糟糕了。”从２０１６年６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台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开始承受更为频繁的政治冲击。意大利与法国正面临着政治右转的威胁；即使是德国，其国内的右翼势力已经获得显著的政治地位，德国２０１７年大选前景未明。同时，在特朗普上台后，美欧关系也面临不确定性考验。以英国脱欧为例，它势必影响国际格局与全球秩序；甚至有人将其视之为２１世纪会产生“重大后果”的“超级灾难”。

  对此，各国积极评估英国脱欧等变局对国际秩序与本国可能带来的影响。例如，美国关注英国脱欧对英美特殊关系、国家利益与跨大西洋安全等的影响；关注如何主动发挥美国角色以期调整全球战略，讨论如何在未来的美英欧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中欧关系同样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如勒科尔（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Ｃｏｒｒｅ）认为，中英“黄金时代”已结束。盖耶尔与沈伟则用“悲观”与“坏消息”等词来概括英欧变局对中国的影响。国内学者也着眼于此变局对中国的可能影响。冯仲平认为，英国脱欧对华影响体现在经贸议题与国际战略环境上，他乐观预测中英间会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合作制度，欧盟会继续将发展的策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同时，他也警示关注美欧俄大国关系，认为英欧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中英欧的经贸往来，并会影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金玲认为，英国脱欧是把双刃剑，英国保护主义、孤立倾向与依赖美国等很可能考验未来中英关系，英国会以第三者的身份影响中欧互动。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国所受英欧变局影响的讨论大多偏重于被动的影响评估。尽管有学者提出应集中评估英国脱欧的走向或设法从中获益，但是学界依然较少关注中国主动参与英国脱欧的不同路径，缺乏从规则谈判方面来评估中国介入脱欧后续进程的相关角色。

  以英国脱欧为标志的欧洲变局会带来连锁反应。其一，它会波及欧洲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影响英欧在全球结构中的地位，导致大国间之权力关系调整。其二，英欧变局将促使相关主体重新谈判互动规则，并推动相应规则的变更。因此，英欧变局会改变欧洲地区秩序，很可能对跨大西洋与欧亚乃至于全球秩序造成影响。在此，权力关系变动、国际规则变更与地区秩序重构等因素将是中国参与英欧变局的关注点。

  秩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提供预测性与规律性；行为体间能够更好的降低发生不可控冲突（如战争）的可能性。其中权力关系与规则制度在秩序建构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如布尔（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认为秩序由共同利益、行为规则与制度机制等维持；赫里尔（Ａｎｄｒｅｗ Ｈｕｒｒｅｌｌ）关注权力、与价值在全球秩序中的功能；索伦森（Ｇｅｏｒｇ Ｓｒｅｎｓｅｎ）认为，秩序概念包含着四个维度，分别是现实主义关注的战争之政治军事均衡、自由主义关注的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等设置、建构主义所关注的理念与意识形态及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经济领域等；唐世平认为，秩序支柱包括权力、规范与制度化机制等因素。伊肯伯里（Ｇ．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认为，秩序变化取决于国家的实力运用、实力不平等及制度因素等。

  因此，本文着重关注变局之下的国际秩序建构，从行为体互动与国际制度角度展现全球权力结构与规则制度在秩序生成中的支柱功能；基于此框架（见图１），本文讨论英欧变局中的中国行为选择。

  首先，英欧变局的第一重影响是大国关系的变化与各国相对权力的变动。英欧关系变化的影响会超出欧洲并拓展到国际范围内。因此，大国关系调整是英欧双方都必须即刻面对的议题。对此，中国应该积极利用大国关系调整的机会窗口，参与构建以英欧变动为聚焦点的多元大国关系，增强大国关系的稳定性与可行性。

  其次，英欧裂变会带来相处规则的变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英欧双方要通过磋商谈判来变更互动规则；欧洲的规则调整很可能波及国际范围内的议题规则。面对规则重建的不确定性，中国应该追踪其规则变动，评估潜在规则的影响，及时利用其影响力预防不利规则的出台，提升中国的回应能力，从源头上把握规则变动的方向。

  第三，大国关系调整与规则变更会促进作用到由英欧分离与欧陆政治嬗变所导致的欧洲地区与全球秩序上。在新秩序生成过程中，中国需要盯住双方互动进展，更为主动积极地介入其中，并依据自己影响力选择一个周全、审慎且适用的参与方式。中国的主动介入是为了推动潜在秩序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使中国在新体系中占据有利位势，着眼于新建秩序的可预测性与规律性。

  “三角关系”是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双边关系大多嵌入到多边主义特别是三角关系之中。例如，美英间存在“特殊关系”，美欧又处于“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中，因此，美英欧的三角关系便会发生变动。同样，中国所嵌入的多重三角关系也会调整，包括中美欧间的全球性三角关系、中英欧间的跨地区三角关系及中国与英国及欧盟主要成员（如德、法）间的三角关系。

  三角关系是一种有效的国家间关系管理工具。我国需要有意识地主动构建跨区域与跨层次的多重大国三角关系。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在英欧变局中变成更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第三方，借势获得英欧谈判释放的红利，并有效应对变局带来的风险。

  首先，英国退盟会削弱欧盟的全球影响力。我国应着手调整中美欧三角关系在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以“双保险”的方式降低脱欧对中国外交的冲击，着力于解决变局中的潜在冲突。

  自２１世纪以来，中美欧三角关系开始萌芽，虽然尚未完全成型也缺乏相应机制，却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日益显著。有人甚至提出了中美欧之间的Ｇ３世界秩序。随着欧盟地位的相对下降与中国崛起，建构中的中美欧大三角也会发生变动，中国需要积极设置议程并强化中欧间的机制建设，依据欧盟“降维”的时机,主动与欧盟磋商相关议题（如投资、人权与市场经济地位等）。同时，英欧变局是美国对欧培育正面关系所遭遇的重大挫折。中国应该一方面关注中英美三角的“去欧化”趋势,降低以英国作为支点撬动欧洲的某些期望，通过与英国的良性互动逐步培养中国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力，为中美潜在摩擦设置缓冲；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继续与英国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与贸易战略等方面的合作，持续展现英国作为合作样板的示范作用。

  除中美欧大三角外，中国应建构更符合现实战略规划的中英欧三角关系，紧盯英欧关系调整，妥善处理英欧裂变带来的不确定性。

  英国下议院已经正式授权英国政府与欧盟展开脱欧谈判,其关系调整必定影响到第三方的利益。中美俄等是受其影响较大的第三方国家。对中国而言，英国脱欧会延宕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时，第三方国家也会对英欧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英欧关系的未来选择受制于欧洲内外各方面力量的互动与妥协。比如，美国非常有可能会制约英国与欧盟的未来模式选择。基于此，中国需要集中关注英欧关系调整，围绕其关系变动来通盘处理与欧盟的双边关系，争取在特定议题（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与市场经济地位）实现突破。

  第三，中国还应巩固中国、英国与德国（或法国）的三角关系,达到间接参与未来英欧关系调整、强化中欧综合关系稳健性的多重目标。

  欧盟有先天缺陷，中欧关系最终会落实到中国与欧盟支柱国家（德法）关系上面。目前，欧盟对英国退盟持相当决绝的态度；而英国也决定采取“硬脱欧”来处理谈判事宜。由此，中国应居于英欧之间发挥特定议题上的潜在影响力。英国与欧盟支柱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分歧与谈判立场摩擦，一方面会使英欧之间的关系联结充满变数；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从英欧纷争之中发挥影响提供了契机。比如，英欧未来的贸易磋商是一个历时颇长且“争议不断”的过程，其中会涉及从地区到世界层面的双边与多边规则重新谈判；这为中国改变某些已存的不利条款提供了可能。

  最后，中国需要借力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充分的利用中美俄三角互动，制约英欧在新关系形成与地区秩序调整中的脱轨行为。

  俄罗斯在中国外交中具有特殊地位；中国将中俄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全面战略协作关系”，并视之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战略合作是中美俄三角结构平衡的关键，它们的合作利益与对美国的威胁感知构成了其与美国主导的秩序进行抗争的基础。因此，中俄虽有分歧，但是不至于破坏其团结；两国甚至已形成了针对美国的“软联盟”。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俄欧关系持续恶化，客观上增强了中俄间的战略合作。在此背景下，中俄关系的提升可以为中国介入英欧谈判与新秩序生成提供一种威慑意义上的工具，中国可以联合俄罗斯共同回应英欧谈判中的不利规则，抑制英欧在秩序建构过程中的脱轨举动。

  在三角关系之下，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对比与国家间的正负关系塑造着国家在博弈中的具体收益。因此，中国需要主动出击，努力在不一样的层次上建构能够以自身为中心的多重三角关系，积极介入到三角关系的机制化建设与国际影响力塑造上，全力培育正面关系，避免国家间的负面关系，学会操纵正负关系及成员分歧，降低国际秩序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

  巩固多层次大国三角关系的关键是制度化。然而，中美欧之间的三边关系制度架构不足。因此，在英欧各自展现谈判决心之后，中国应该将注意力转向未来谈判及新规则的影响与适时回应上。

  首先，英欧谈判的不确定进展会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建构。其一,谈判是约定国家间交往规则并构建相应国际制度的重要步骤，这对国家间关系与行为的规范具备极其重大影响。英欧谈判的进程与结果会对与英欧联系紧密的其他几个国家产生连锁影响。其二，谈判过程与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其成功与否依赖于一系列其他变量，如国家的政策位置分布、谈判的策略与能力、营造谈判联盟的能力、运用成员资格杠杆功能的能力、主动参与的动机、争端特性、谈判方特性及其内在关系和过程因素等。因此，英欧谈判至少会囊括二十多个行为体，其中必然涉及复杂的利益调整与主体聚合。

  第二，规则与谈判是当前欧盟处理内外政策的主要路径，把握好英欧谈判进程与规则变更有助于掌握英欧的政策调整，从而帮助我国及时做出回应。规则的塑造是欧盟的着力点与优先议程。２０１６年欧盟《外交安全政策新全球战略》显示，它致力于推动以规则为本的全球秩序，这也是其对外行动的“核心利益”。莫盖里尼（ＦｅｄｅｒｉｃａＭｏｇｈｅｒｉｎｉ）认为，欧盟对“规则为本的多边秩序”的执着源于欧盟自身的“信念”、“原则”与“认同”。同样，英国也强调以规则为本的秩序的重要性，克尔（Ｊｏｈｎ Ｋｅｒｒ）将“规则为本的多边秩序”视为与英美特殊关系、北约及历史教训并列为英国外交政策四个支柱。因此，英欧未来取决于脱欧谈判的互动，这会最终波及与英欧关系紧密的其他几个国家关系、地区与全球秩序上。

  第三，规则的磋商、运用与适用是各国处理国家间互动的主要路径，更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必修的一门功课。其一，国际秩序正在转向一个“规则世界”。国家间纠纷与争端大多依据国际规则与规范得以解决尽管当前大国间（如中美）结构性冲突的风险上升，但是国际制度与规则依然会发挥议题规范、冲突解决与秩序维护等功能。其二，中国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感受到国际制度规则的重要性，愿意将其视作全球治理的基本要素。王毅强调了秩序与规则的重要性，并明白准确地提出中国应该稳步推进国际法治使中国成为“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目前，中国也希望寻求在某些领域中的规则制定权。欧洲是近代国际关系根本原则的起源地与规则应用的中心区域，欧盟自身是一个基于谈判与规则的行为主体，英欧谈判及规则生成将展现一个与规则秩序变更相关的案例；中国需要以英欧为师，学习规则谈判的基本逻辑与规则变更的操作手法，并在未来战略中以规则为主线及早寻求利益维护的应对方案。

  总之，中国需要将注意力转换到英欧规则谈判上，应对英欧规则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中国更好地融入“规则世界”提供经验。特别是未来英欧间的经贸协定谈判将是双方的重要交锋点。２０１７年２月，英国《退欧白皮书》宣称将不寻求保留欧洲单一市场身份，转而希望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与关税协定。但是，欧盟则继续坚持没有人员自由流动则没有单一市场，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允许英国在谈判中“挑三拣四”。同时，伴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ＴＰＰ）并消极对待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ＴＴＩＰ），旧的英欧经贸规则面临瓦解与冲调，但是新的经贸协定又遥遥无期。面对美欧信任降低与英欧规则调整，无论是英国还是欧盟都积极与中国靠拢，为未来经贸发展做准备。例如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在下议院授权投票前特别表示将于年内访问中国，以此稳固英国与中国的经贸纽带；《退欧白皮书》也特别强调了中国在英国经贸关系中的重要性。可见，中国凭借其在经贸领域的优势已具有影响英欧关系调整的潜力。

  首先，中国应充分的利用经贸杠杆，在与欧英达成大额订单与磋商双边贸易协定时明确附加符合自身利益的相关条款，将自身优势真正转化为经贸交往中的影响力，有意识地改变目前中国在欧盟所面临的反倾销制裁与其他贸易壁垒。其次，中国需要在英欧之间扮演经贸“平衡手”角色，盯住英欧对外经贸发展与经贸规则磋商，适时利用英欧之间、欧盟内部及美欧俄之间的张力，联合特定国家对英欧间规则草案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立场。第三，在反全球化与政治右转背景之下，中国应继续倡导全球化与自由贸易，针对英欧各自内部的政治纷争，催生并巩固英欧经贸规则谈判中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支持条款，为开放世界经贸规则的重构提供示范。

  在英欧变局背景下，中国角色可定位为一种与英国和欧盟同时具有竞争合作伙伴关系的第三方相关利益者。其一，近年来中欧、中英双边关系取得极大提升，但是关系深度依然不够，中国在整体上依然是英欧之“域外”的第三方大国。然而，美国与它们大都保持着“特殊关系”或“合作伙伴关系”。尽管中德关系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经济利益的“特殊关系”，梅兆荣与郑春荣谨慎地指出中德之间不存在一种能够牺牲他者利益的“特殊关系”。其二，中国尚不具备左右英欧规则谈判的足够影响力，只能以适当方式作用于英欧。近年来,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这种影响力主要是通过解决债务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贸易获得，伴随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这种影响力预期会变大；２０１６年的欧洲被认为是中国在西方“首选的竞争地”。当然，中国的影响有其内在局限。文安立（Ｏｄｄ Ａｒｎｅ Ｗｅｓｔａｄ）认为，中德交好并不会“如其期望般地”帮助其从对外决策层面上影响到欧盟对外政策。此外，中国影响力还面临着美国的制约。相似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因素、共同秩序利益及历史紧密联系等因素决定了美国与英国和欧盟的“特殊关系”更为稳固。

  因此，中国之第三方定位与内在能力局限决定了其只能间接介入英欧关系调整与地区秩序生成。中国应该“助推（Ｎｕｄｇｅ）”英欧互动规则制订与地区秩序建构，抓住每一次调整的机会，获取相应红利，利用秩序的力量维系其利益。

  从本质上说，制度蕴含“特有冲突”，国内与国际制度都具有“非中性”特征。秩序以规则与制度作为支柱，也必然具有偏向性。它会从结构上支撑某些行为体的利益，也会以制度化的方式影响其他行为体。因此，英欧变局形成的新秩序或新规则可能对中国有利，也可能制约中国的利益拓展。中国需要从源头上重视秩序生成，从规则与制度建构入手，全程跟踪并评估地区与全球的秩序生成，推动规则、制度与秩序的位置尽可能地接近我国偏好。

  对我国而言，“助推”秩序建构是符合自身实际并能够展现显著角色的可能选项。

  其一，“助推”策略从技术上为中国参与英欧地区秩序重塑提供了可能性。“助推”慢慢的变成了西方政策研究与实践领域的一个热点，并被奥巴马政府与卡梅伦政府认可与应用。“助推”不是强迫遵从或强制改变，它诉诸积极肯定与提供选择建议等间接方式来影响决策者的动机，使目标群体达到非强制性遵从。根据理查德·泰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ａｌｅｒ）与卡斯·桑斯坦（ＣａｓｓＳｕｎｓｔｅｉｎ）的定义，“助推”不是“强制”，它是“无须禁止相关选项或显著改变经济动机便能通过可预测方式来改变民众行为的一种选择架构（ｃｈｏｉ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的方方面面”。在此，主体需要承担优秀“选择架构师”角色，通过营造支持性环境或设计情境来推动目标群体转向正确的政策方向并改变其行为。

  其二，“助推”策略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和外交取向有一定的关联性；该策略有内嵌于中国对欧交往模式中的可能性。“助推”的政治基础是“自由主义家长制”。“家长制”在中国与东亚民间传统文化中非常显著，并可能会影响一国的外交思维。铃木章悟（Ｓｈｏｇｏ Ｓｕｚｕｋｉ）认为，“国际家长主义”在中国对外交往话语中（如维和领域）留有明显痕迹。当然这并非中国所独有，发达国家与联合国机构也存在这种特征。实际上，国际政治实践大多都处于“家长主义”与“合作伙伴”之间。

  “助推”英欧地区秩序调整要求中国能够发挥“选项设计师”的角色，通过积极肯定、选择建议、情境打造与资源支持等方式来展现有明确的目的性的选择架构，影响英欧的谈判意向。中国实际上正在获得这种影响力。德国大使柯慕贤认为，中国有阻止单边主义、贸易战与政治不稳定的潜力。泰勒与桑斯坦提供了设置选择架构的六个原则，即默认选项、预期错误、提供反馈、理解权衡、构造复杂决策与展现动机等。

  首先，中国可以清晰宣示其对国际与地区安排的秩序观，比如中国面对反全球化潮流应坚持倡导全球化、自由贸易与开放世界等价值，在英欧正式谈判之前系统研判英欧谈判与秩序调整的可能路线，评估不同方案对地区规则与世界秩序的具体影响展示自身对不同方案的偏好，使英欧在谈判前期注意到中国立场，使其成为英欧谈判中的默认选项或备选方案。

  其次，我国必须对其做“最坏打算”，尽早划定“红线”，对于谈判中出现的攸关我国利益的规则与议题，需要及时通过特定管道反馈给英欧双方，以期得到调整。

  再者，英欧谈判是一种复杂决策系统，中国应关切对自身影响最显著的特定议题（如经贸）并在关注议题间作出较为精准的权衡；同时，我国应该要依据英欧在相关议题上的不同政策位置，有选择地支持对己有利的一方，特别是当某项议题陷入困局时，中国应该及时介入。

  最后中国需要全面评估相关备选规则条款的成本、收益与影响，展现英欧及其他成员在具体规则方面的突出动机与内在冲突，并凭借自身在经贸及其他领域的影响力在英欧间做出选择。当然，如何在国际政治中应用“助推”策略是一项系统化的技术，需要学界在未来予以进一步的关注。（注释略）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04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