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３月１６日发表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的题为《意大利选民已从挺欧变为疑欧》的文章。文章说，意大利大选结果给欧洲上了一课。意大利人曾是欧洲一体化最热情的支持者群体之一。如今已不再是这样。经济低迷加上政治无能，不仅使得意大利政治和决策精英名誉扫地，甚至还危及了该国与欧盟的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会脱欧；脱欧的成本过高了。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如今２个大得多的威胁：一是意大利与欧洲建制派之间的摩擦；二是进一步的金融和经济动荡。

  意大利选民为何如此心灰意冷？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近年经济表现如此惨淡，而体制内的意大利政策制定者显得这么无能。这肯定不仅仅是因为（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因为）意大利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但欧元区确实使得情况更糟。尤其是，它提供了一个外部的替罪羊。

  欧元区的一个方面是缺乏整体的宏观经济政策。２０１８年１月，欧元区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剔除了不稳定项目）相比自２００７年１月以来每年上涨１.９％（这个通胀率是对欧洲央行“通胀率在中期低于但接近２％”这个目标的合理解读）将会达到的水平低了７.２％。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种评估方法是看名义GDP增长。截至２０１７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名义GDP相比自２００７年初以来每年增长３％（这个增速将与实际GDP约１％的年度增长和２％的年通胀率一致）将会达到的水平低了１１％。在马里奥·德拉吉的领导下，欧洲央行最终确实成功地采取行动。然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明显不足。它未能带来整体总需求的足够增长。

  在这个疲弱的宏观经济环境内部，成员国之间也形成了巨大差异。从２００７年第一季度到２０１７年第四季度，德国名义GDP增长了３４％（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２.７％）。同期意大利名义GDP仅增长９％（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０.８％）。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鉴于名义GDP整体增长有限，就连德国的平均年核心通胀率也只是略高于１％。核心债权国通胀率如此之低，使得欧元区内部的竞争力调整更加困难。

  如果意大利政府可以实行货币贬值和通胀的传统政策，它本能轻松实现名义GDP的更强劲增长。那肯定也会带来更高的实际产出增长。相反，２０１７年第四季度意大利实际GDP比２００７年第一季度的水平低了５％，而２０１７年人均实际GDP比２００７年水平低了大约９％。难怪意大利人幻想破灭。

  毫无疑问，意大利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严重制约着经济稳步的增长，但自２００７年以来潜在产出不可能下滑这么多。意大利还面临需求长期不振的问题；按照目前运行方式，欧元区根本没办法解决该问题。部分原因是整体需求太疲弱，还有部分原因是在目前规则下需求无法被导向最疲软的地方。

  长期衰退、外加失业率高企和就业率偏低，必然会带来政治后果。但是最令人沮丧的事情也许是意大利人民选出的领导人基本上没有回旋余地。迄今的问题是，选举谁（有时甚至不用选）来执行由布鲁塞尔和柏林方面决定的政策。

  一些意大利经济学家现在提出，通过发行所谓的“财政货币”（可拿来在意大利交税的平行货币），意大利能够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自由。

  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此举必然会造成北部欧洲歇斯底里的反应，因为它意味着欧洲央行丧失对货币政策的专断权。但是讨论如此激进的想法本身表明了这个重要大国的人们心灰意冷的程度。

  除非——以及直到——欧元区能够营造广泛共享的繁荣，否则它仍然容易受到政治动荡的影响。

  正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意大利一方面太大而不能倒下，另一方面太大而无法纾困。但该国选民对欧元区的态度已经从支持变为怀疑。无论人们喜欢与否，意大利发生进一步动荡的风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