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欧洲中世纪史分为文明倒退期、农业文明期、商业文明期，每个时期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角度来勾勒。

  四大王国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分别于533年和552年被拜占庭帝国消灭，西哥特王国于711年被消灭。法兰克王国受益于地利之便，成为独苗。

  496年，克洛维皈依基督教，法兰克王国发展成了基督教国家。此举得到高卢罗马人的全力支持，建立良好的民众基础，使得法兰克王国与罗马天主教会开始了长期的合作和相互利用，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奠定了未来欧洲的政治模式。克洛维将西哥特人赶出高卢南部后，建立墨洛温王朝。

  按照日耳曼部落的旧有习俗，当一个国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便可以平分他的王国。公元511年克洛维死后，他的儿孙们陷入了无休止而血腥的争斗。

  但这个火种极其微弱，因为墨洛温王朝的文明大大倒退了。教会人员几乎是唯一会读书识字的人；工商业几乎消失，连货币都几乎消失在流通领域；日耳曼人大量占据贵族和主教职位，政治制度、文学修养和教士戒律迅速衰退。人们所谓的“黑暗时代”，墨洛温王朝当之无愧。

  732年，击溃西哥特人后，北上征服高卢，在图尔的普瓦提艾战役中被查理马特打败。这无疑是是一件具有决定性历史意义的事件。

  751年，加洛林家族取代克洛维的墨洛温家族，查理马特登上法兰克王国的宝座。

  为增强政权合法性，法兰克与罗马教皇合作。此时的教皇，希望找到一支武装力量，以保护他免遭伦巴第人的攻击，维持对罗马城的统治权。查理马特希望自己的篡位得到神赐的承认。于是，罗马教皇册封查理马特为法兰克国王，查理马特为教皇提供武力支持，保护教皇国。

  768年，查理曼即位，著名的查理曼帝国登上舞台。773年，查理曼侵入意大利，攻占伦巴第首都帕维亚；772-785年，征服萨克逊，并迫使萨克逊人皈依基督教；778年，入侵西班牙北部，占领巴斯克地区；787年，入侵巴伐利亚。

  查理曼四处征战，但是他并没有建立一套维持统一的政治制度，依然沿用日耳曼部落制度，帝国内所有不同民族按照自己的民族法律生存；经济也是原始的，商业很少，没有系统的国家税收制度，帝国收入靠皇帝遍布全国的私人领地。为筹集军费，查理曼将货币成色减少75%，制造通货膨胀收入，经济进一步衰退。

  查理曼帝国的最大功绩在于保留文化遗产。他命令在全国建立学校；我们现在所知的古罗马著作有90%以上是通过加洛林王朝的手稿存下来的；创造了易于辨认的加洛林小写书体。没有加洛林王朝的这些文本，西欧中世纪将是另外一番模样，也就不会有15世纪的文艺复兴。

  814年，查理曼去世，与墨洛温王朝的克洛维一样，子孙们陷入内斗。843年，查理曼的3个孙子签订《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

  中法兰克王国最不稳定，很快被法兰西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瓜分。近代德法两国关于洛林的归属问题，即源于此。

  当查理曼的后裔们忙于争夺家产时，国外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外部冲击接踵而来。

  先是从中亚大平原迁徙而来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祖先），895年，马扎尔人抵达匈牙利平原，此后20年间，从莱茵河边境到法兰西兰斯，来回掠夺了两遍，一直到955年，被德意志的奥托一世彻底击溃为止。

  其次是，9世纪，阿拔斯王朝在地中海掀起一场新的进攻浪潮，占领西西里岛、科西嘉岛、撒丁岛、法国南部的罗纳河三角洲，直到915年被拜占庭帝国驱逐。

  最严重的是北欧海盗。斯堪的纳维亚在8世纪开始了日耳曼人最后一次的大迁移。最开始只是劫掠修道院和开阔农村，后来是建立基地，有组织的入侵，四处扫荡。英国和法国受到的摧残最严重，大量人口被屠杀，土地荒芜，满目疮痍。

  英格兰、法兰西、日耳曼是一片巨大、湿润、富饶的冲积平原，罗马人从未深耕这片土地，直到加洛林王朝时期，这片冲积平原的耕种才真正开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8世纪起，气候上升了一度，耕种方式、农业工具、作物品种都较大改善。其结果就是，农民收成增长3倍多，家里也有了余粮。这就自然引起了人口增长，1000年到1200年，英格兰从200万增加至400万，法兰西从600万增加至1100万，日耳曼从400万增加至900万。西欧文明中心北移。

  当然，我们也不宜夸大农民的物质生活，只是相对提高了，绝对水平上还是比较差，饥饿率、婴儿死亡率骇人听闻，预期寿命35岁，低得可怕。亩产量也只有同时期中国的1/3。

  西欧的农业比较中庸，它既不像中东那样贫瘠，养活本土人口都不行，只得走上劫掠和收过路费的道路，也不像中国那样富饶，农业足够维持国家的生存。

  早期日耳曼人是游牧民族，社会结构依赖血缘和效忠。入侵罗马后，领袖赏赐给勇士一块土地，勇士以军事服役来回报。因为维京人、人和马扎尔人的袭击，底层人士，包括农奴和富裕的自由人，都没有能力独自保卫自己，纷纷依附于封建贵族，自己的私有地产成为了封土。封建制度得以普遍建立。

  在西欧中世纪，以庄园为基本组织单位，庄园内部以庄园制度维系，庄园领主效忠上级，上级给予土地保护和军事保护，以附庸的形式建立起封建国家。与中国内部各级成员紧密依存不同，西欧封建国家的每一级领主都有自治能力，国家是一个松懈的组织。

  军事、政治、经济和司法权力都集中在大领主手里，真正的统治者，是伯爵、公爵等大封建领主们，作为名义领主的国王，仅承担了最空洞的忠诚。

  在西欧的庄园制度和封建制度下，无论是最底层的农民，还是各级领主，都只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或效忠，从而使得各级领主实际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直接下属，每一级领主都有完善的自治能力，最后导致一个后果：国家松懈，王权虚弱，地方强势。

  先说法兰西。987年，在抵御维京人中成长起来的罗伯特家族的休卡佩取代加洛林王子成为王位继承人，开创卡佩王朝。但此时的卡佩王朝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封建大诸侯组成的松懈联盟。国王的势力大小，取决于其统辖直属领地的大小和资源。

  之后的两百年，王室领地时而缩小、时而扩大，很不稳定。到腓力奥古斯都（1180-1223年）继位后，施展手腕扩大控制领地范围，到1205年，诺曼底、曼恩、安茹和图雷纳都在国王控制之下，君主权力大大增强。后来，腓力的儿子分封王室领地，腓力的成果戛然而止。

  再说英格兰。1066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去世，膝下无嗣，诺曼底公爵威廉是爱德华的外甥，觉得自身是英格兰国王的合法继承人，武力征服英格兰。此举改变了英格兰的历史，从此以后，英格兰与法兰西纠缠不清。

  1154年亨利二世继位，亨利二世从母亲处继承了诺曼底，从父亲处继承了安茹，又得到了阿基坦作为嫁妆。因此他统治着一片极为广大的领土，史称安茹帝国，当然，只是个依靠血缘形成的有名无实的帝国，很快就被法兰西的腓力奥古斯都占据。

  日耳曼诸侯势力强大，分裂倾向明显。马扎尔人入侵后，只有依靠统一的领导，公爵们联合起来，才能制止马扎尔人。他们选举了最强大的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亨利来当国王。亨利的儿子，奥托大帝（936-973年）于955年在莱西菲尔德战役中重创马扎尔人，成就奥托威名。

  奥托不甘心只是名义上的国王，他要成为事实上的国王。其牢固权力的唯一基础是萨克森领地，日耳曼本土的势力盘根错节，很难打破，奥托大帝将眼光转移到混乱的意大利。951年，征服意大利北部伦巴第；962年，入侵罗马，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为皇帝，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

  奥托对意大利的入侵开创了一个传统：几乎每个强势的德国国王都要进军意大利，忽略日耳曼境内，并在罗马加冕为皇帝，这给德、意两国人民带来无比灾难。

  封建制对君主专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西欧三国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王的性情与手腕，却无法使之制度化，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导致西欧不断陷入内战，安定是一时的，动乱是常态。

  封建制度下的西欧社会板结，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安定，阶级流动性成为政权稳定性的核心问题，而西欧人首先想到的渠道是对外征服，这便是十字军东征。

  曼齐刻尔克战役后，拜占庭帝国请求罗马帮助收复失土。以此为契机，1095年，教廷鼓励发动一次远征，鼓吹死去的战士将获得进入天堂的奖赏，封建地主阶级和平民看到了获得宗教和世俗奖赏的双重机会，踊跃参加。西欧人意图通过对外征服解决阶级流动性问题。

  事实上，西欧人对拜占庭的要求根本没兴趣，他们想要的是国外的土地和资源，连君士坦丁堡也被十字军劫掠一空。

  十字军东征一共9次，一直到13世纪末为止，结束的原因是征服土地未果，战争没有带来收益，西欧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反而恶化。

  全欧洲蒙受了维京人、马扎尔人、阿拉伯人的入侵骚扰，为生存，教会必须与世俗权力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只有权力才能提供保护。因此，教士常常成为贵族领主的附庸，物质与精神上同步世俗化，教会的标准出现了普遍性衰退，教会十分腐败与混乱。

  这时，基督教通过修道院改革保持思想的纯洁性，避免堕入世俗。教皇也开始与国王对抗，争夺教廷自主权。通过一系列冲突，教会的威信大大增强，作为基督教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再次得到有力的维护和普遍承认，从世俗的泥潭中挣脱出来。西方世界彻底结束了帝王神权统治的趋势，从此，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关系，互相牵制对方权力，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

  9-12世纪的西欧复苏，是一次农业文明的发展，封建制度与庄园经济是西欧文明的基石，王权与教廷的政教分离避免了精神的堕落。但农业发展先天不足，世袭封建领主又造成中央与平民的巨大隔阂，税收的艰难和王权的不足导致难以塑造出稳定的制度化国家，造成国家上层动荡、社会下层板结，西欧国家难以有较大的突破。

  农业文明在西欧的水土不服，给了商业发展的空间。发展商业，即是一种主动，也是一种被动。

  农业增长使人们开始耕作贫瘠的土地，从13世纪开始，农业增长及人口增长趋缓，1315-1317年，欧洲爆发大饥荒，损失了大约10%-25%的人口。

  1347-1350年黑死病肆掠欧洲，西欧总人口的1/3消失。黑死病的爆发直接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面对大量的死亡，特别是神父染病身亡，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将目光从天国转移到尘世，世俗开始从宗教分离。黑死病对农业和商业造成双重打击，但对农业打击更大，人口的恢复需要固定的时间，而商业可以通过提高效率较快恢复，财富沉淀于土地的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在财富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一些封建大领主看到了获取一大笔税收的好机会，为市集开辟专门场地，维持秩序，收取租金和销售税。

  国王对商人是天生的敌视，因为这是一股国王无法控制的秩序破坏力量，但这种敌视因贪求税收而有所软化。城市提供的大量税收，可以使国王们减少对封建土地的依赖，改变政府的权力活动范围。

  西欧统治阶级十分鼓励商业发展，这种不同态度直接引发了中西方文明发展路径的不同。

  商人最初主要来自于骑士（封建阶级最底层）的次子（无继承权）和富农，他们因追求阶级上升而经商。经商需要有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自由的环境，于是他们向领主购买特权：人身自由、免除劳役、私有产权。后来，领主开始主动出售特权，类似现在的招商引资，因自己尝到了甜头或者看到邻近领主大获其利。

  商人为防止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抱团取暖，成立行会和公社。公社选举自己领导人，封建领主在公社里没有实质权威。公社的强大可以向统治阶级争取更广泛的自治权，这是自由市的源头。

  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庄园外，商人积累财富后，向封建贵族渗透的局面出现了，阶级固化开始破冰。在庄园内，国王、伯爵、主教都十分鼓励庄园佃户成为工匠，契约关系由劳役转向货币支付，领主和佃农两方面都欢迎这种变化。领主收取现金后，可以雇佣劳动力去耕种，也可以直接出租，实现了收益最大化。佃农获得了人身自由，他能自己种地，也能申请成为城市自由民。

  整个世俗社会都享受到了商业发展的好处，城市开始自发形成，这才能演化出现代西方商业文明。

  商人总是希望和平与稳定，反对封建割据，支持国家统一，这样才可以持续经营，还希望利用王权无产阶级的反抗。

  国王左右逢源，权力得到很大增强。法兰西和英格兰都走上君主专制道路。只有日耳曼，因为无王权，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直面封建贵族的压制，这就导致日耳曼的资产阶级成长不起来。

  自主专制的公国才是日耳曼的主要政治实体，日耳曼从来不是单一国家，而是独立城邦的集合体。每一位雄心勃勃的日耳曼皇帝都将事业重心放在混乱的意大利，任国内诸侯们自行其是。日耳曼近乎无政府状态。

  意大利三面朝地中海，贸易繁荣，商业更发达，形成了许多独立的邦国，类似于古希腊。由于经历了将近1000年的混乱，与日耳曼一样，意大利也没有王权，不同点在于封建贵族势力较弱，贵族大都是商业贵族，这与西欧其他几个国家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造就了自由的独立城邦，意大利呈现出巨大的文化活力，资产阶级新思想迎来大解放，以“美术三杰”为开端的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星火燎原，席卷欧洲。罗马帝国后，意大利再次使欧洲重焕活力。

  13世纪，西班牙基督教国家战胜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是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商业发展迅速，城市代表能参加国王和贵族会议。

  但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各国内部问题重重，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葡萄牙之间无终止地互相攻伐。直到1469年，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联姻形成了现代西班牙的雏形，他们成功呼吁各城镇纳税，以提供政府充足的财力来制约封建贵族。

  1492年，吞并格拉纳达王国。同年，由于蒙古帝国内战和奥斯曼帝国的兴起阻碍了远东陆上贸易，西班牙国王资助哥伦布探险海上新航线，拉开地理大发现的序幕，西欧进入扩张的新时代。

  掌握货币的商人天然就是那些传统精英的威胁，西欧各国封建势力的强弱不同，造就了各国资产阶级不同的命运，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

  在资产阶级势力方面，意大利最强，英格兰次之，其后是法兰西和西班牙，日耳曼最弱。

  经济上能够迅速致富，但阶级的跃迁从来就不是单单金钱就能解决的。西欧资产阶级作为一股蓬勃的新生力量，试图进入贵族行列，但国王和封建贵族看中的只是他们口袋里的钱。

  打铁还需自身硬，资产阶级实力不够，也缺乏深厚的民众基础，只得小心翼翼地攫取政治权力。

  13世纪，教会的实力与影响力达到顶峰。教会内部组织完善，宗教裁判所四处异端，在思想和世俗权力方面登峰造极。但这种幸运是短暂的，当新兴资产阶级在14世纪逐步形成一股力量，并与世俗君主紧密联盟时，教会很快就处于下风，所以才会有1305年的阿维尼翁之囚。

  为维护自身权力，教皇与世俗君主结盟，以放弃主教任命权的方法换取君主的支持。世俗君主们控制地区性教会，王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1268年，托马斯·阿奎纳完成《神学大全》，将理性引入宗教，将真理分为理性真理和信仰真理，二者互不冲突，解决了理性与信仰的矛盾。（教一直没解决这一个问题）。

  教会的衰落，使得政治领域的政教分离和思想领域的世俗主义兴起，民主思想、实用科学、天赋人权等现代思想相继出现。

  而最值得骄傲的是，大学的创立。12世纪，西欧的商业发展，城市兴起。商业活动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新兴的资产阶级希望推行世俗教育，城市经济能力的增强也为大学提供了资金的支持，这些都推助了大学的诞生。

  西欧的大学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创举，打通了阶级流动渠道的任督二脉，是中世纪最闪亮的一颗星。人们到大学学习知识，学成之后充实了商业专业技术人员行列，通过个人的本领实现财富和地位的积累。

  在文化上，中世纪西欧以宗教文化为主流，主要目标是解读神学。大学以职业训练为最大的目的，以服务市民的生产生活为第一导向，需要重视现实，进行客观研究，因此大学一定要具有自治权，摆脱宗教束缚，实现学术自由，这样就导致了现代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的大学理性精神的产生。

  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诞生，这是最古老的大学，当时吸引着全西欧人的蜂拥而至。12世纪，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成立。到了13、14、15世纪，日耳曼、西班牙、葡萄牙相继成立许多大学，数量达32所。我们大家可以发现，每个国家诞生大学的时间先后顺序，基本按照商业繁荣度来的。

  通过商业发展，西欧人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嵌构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文明体系，从经济、政治、思想上全方位突破。

  西欧市场的狭小，限制了这股创造性力量的逐步发展，它改变了旧有秩序，尚不能创造新秩序。只有当西欧人走向全球时，以掠夺全球资源来挣脱狭小欧洲市场的束缚，这股力量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资产阶级快速壮大，终于能摧毁封建秩序了。

  西欧走上商业文明道路，并不是有意识的行为，当商业发展能解决社会各阶层的问题时，商业才获得了发展空间。就好比一项政策，只有取得了不错效果时，人们才会不断去尝试，并逐渐将它制度化。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在西欧的不同命运，用一句诗总结很合适：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必将为你打开一扇窗。

  为什么法国在中世纪能够实现中央集权而德国不行？ - 拿破仑小炒的回答 - 知乎42825/answer/581088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