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在电视上露面少了，崔永元的一举一动还是很受人关注。确实，近来他的事还挺多的——担任了“中国达人秀”的梦想观察员，主持了“打工春晚”，他耗费十年打造的《我的抗战》系列也隆重推出了第二部。而投入巨大精力的公益活动和私人博物馆，也在继续。小崔究竟在想些什么？又有何新动向？生活周刊记者赴北京进行了采访。

  生活周刊：年初你就破天荒地担任了一次中国达人秀的梦想观察员，这和你主持节目有什么不同？

  崔永元：做观察员我确实比较陌生。周立波是从一开始就接触达人秀，跟每一位选手都很熟悉，像朋友一样。黄舒骏先生是专业技术人员，眼光和耳朵都很独特，擅长从艺术的角度去解读。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出我能做点什么。其实我最适合的角色是做一个观众，位置比较靠前，看得比较清楚。但是说到评论或是指点，我没这个能力。我觉得在这个场合里自己特别笨，不会说话，我平时主持节目时可不这样（笑）。

  生活周刊：那主持“打工春晚”呢，为此你还没去中国慈善年会领奖、接受致敬。

  崔永元：打工者也有属于自身个人的重要时刻，但我要说明，打工春晚是先约的，慈善年会是后约的，恰好同一天举行，我就参加了先约的活动。那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

  生活周刊：在刚过去的1月份，你既担任了达人秀的梦想观察员，又主持了“打工春晚”，它们都是草根的舞台，你好像很乐意出席这种场合？

  崔永元：我对草根的娱乐很感兴趣。我不反对娱乐，但反对低俗的娱乐，因为我觉得娱乐也可以高雅，而这种高雅可以由草根所创造。担任达人秀观察员和主持打工春晚，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实际上，恰恰是这些草根带给我最大的感动。例如，在达人秀现场我几次泪流满面，因为看着选手们实现梦想的艰难过程，就想到了我自己。

  你不要看我现在化好妆、吹好头发、穿一身好衣服坐在这儿，就以为我算成功了。其实我也在追求很多理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比他们容易。所以我才会跟草根们心灵相通，以至于经常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也所以，我总是愿意鼓励草根，鼓励他们，是为了安慰自己。

  生活周刊：你关注草根不是一天两天了，比如“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已经第五届了吧。当初为何会推动这个计划？

  崔永元：那是5年前我启动“重走长征路”，当时向企业家们募集到一笔善款，改善沿途乡村学校的条件。路走完了，款子居然没花完。我这才知道，一所学校你把黑板从水泥换成玻璃的、把粉笔换成彩色的、课桌换成新的，给孩子们买新书包，再买点足球、篮球，花不了几千块很多问题就能解决。

  但有的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到一所乡村学校旁听，老师在讲飞机，学生就问：“人坐在飞机哪里？”老师想了想回答道:“翅膀里。”我听了特别难受，我就想，要请乡村教师坐飞机来北京，这样回到课堂他们就能讲出坐哪儿了，还能告诉学生，飞机上的餐饮是免费的、飞在云端有什么感觉……后来我成立了公益基金，启动“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去年是第五届，今年还会继续搞。

  生活周刊：会有什么变化吗？特别是经历了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各公益基金都受到质疑和冲击。

  崔永元：郭美美事件后我就主张把每笔账都晒出来，哪怕某个菜是在哪个菜场买的、什么价格也要公布，公众可以去核实。对争议很大的手续费，又叫执行费用，占捐款的3%、5%、10%、15%甚至更高的都有，这个规矩怎么定的？究竟应该多少？具体流向哪里？都得说清楚。我在做“给孩子加个菜”项目时就坚持执行费用为零，因为这笔钱是可以认捐的，所以不多，按高了算也就5%吧。

  生活周刊：做了多年公益的感悟是什么？崔永元：特别简单，公开、透明、监督、晒账。

  生活周刊：谈一下《我的抗战》吧，纪录片和丛书，已经是第二部了。我想先插一句，哪怕是处理这么宏大的历史题材，你关注的对象也依然是草根。

  我对草根的娱乐很感兴趣。我不反对娱乐，但反对低俗的娱乐，因为我觉得娱乐也可以高雅。

  在媒体面前，波波会成为我的攻击对象，因为他抛出的很多观点我不认同。但生活中我跟他成为朋友。我跟波波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已做了3年朋友。他就是个大男孩，虽然经常表现出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知道，但他特别单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特别喜欢安与骑兵，他们没继续走下去，我非常伤心。但他们必面对。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挫折，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会成功的。雨林精灵的成功也是达人精神的体现，她们唱功不好，却打动了媒体。她们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坚强。对魔音组合，我不建议他们继续走下去，我认为他们应该疗伤。

  崔永元：我并不指望大家通过“我的抗战”系列了解那场战争的全貌，不可能。我们只是提供超越教科书记载的对抗战的认识，呈现独特的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境遇。我对团队的要求是，尽量少用大叙述，就让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凡是道听途说、事后评论等统统不要，我只要细节、要故事。《我的抗战》就是由细节叠加出来的，而判断的权利交给观众和读者。

  崔永元：有过，那的确太震撼心灵了。我曾经非常担心孩子有没有毅力看完，我也很困惑，把如此残酷的事实告诉他们，会让他们困扰吗？最后还是告诉，因为那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不是煽动仇恨，而是想让各位明白，战争对人的残害有多严重，让各位明白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又是如何明智的选择。今天的生活太平静了，但我们还是天天都会做选择，有些是被迫的、有些是自愿的，同样都在选择，不妨看看抗战中那些中国人的背影，你会找到一个与之相似的人。

  生活周刊：从“重走长征路”、成立崔永元公益基金，到耗费十年做“我的抗战”，作为主持人，你已经“不务正业”很久啦（笑）。

  崔永元：别人有更要紧的事，比如忙着评职称。等他们忙完了，或许会来干这些事儿了。这个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先干。

  生活周刊：这样会不会感到孤独？我注意到，你在点评达人秀时多次对宋佳政、九吉的孤独表示感同身受。

  崔永元：我一直很孤独。不知道为啥，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里，孤独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孤独的时候特别快乐。很多人享受喧嚣的快乐，却不能体会孤独的快乐。当你晚上12点，打开一本新买到的书，翻开第一页，闻到那种墨香，这种快乐是无可比拟的，是别人没法给你的，也是别的东西不能代替的。我特别享受这种孤独的快乐，我现在每天5点之前都在享受这种快乐。

  小崔实在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在中国达人秀后台，当3位梦想观察员坐定，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抛向他，以至于波波不得不打圆场说“你们怠慢舒骏老师啦”。演出前，他亲自出来暖场，请大家鼓掌热烈些。演出中，他的点评到位，直抵人心——不锐利不夸张，但温暖。温暖中，还带着幽默，善解人意的幽默。

  小崔又实在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每个问题都就事论事、点到即止，你不追问，他很少主动演绎开去。他低调。他没有负面新闻。他做的事可能引发争议，却从未演变成口水仗。在这个“大战”满天飞的年月，小崔的踏实和平静让人安宁。